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刘培）

天籁

【内容提要】


汉末魏晋时期经学衰微,但在某些时期又显现出复兴的趋势,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绝如缕。在经学文学观的影响下,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歌功颂德、匡时救俗的赋作。建安时期,经学的余绪犹存,接绪两汉辞赋的传统,关乎美刺讽谕的赋作不少。魏明帝时期的辞赋充斥着浓厚的尊君思想和谶纬成分。晋氏受禅以后,经学复兴,歌功颂德之作不断涌现。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左一隅,此时润色鸿业的辞赋仍然存在。汉末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张扬个性,突出个人情感。抒情赋的大量涌现与古文经学对个性觉醒的启迪作用关系密切,王肃之学重视亲情,经学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抒情赋的创作。

【关键词】 经学;辞赋;美刺;缘情制礼

经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哲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刻而广泛。文学的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经学式微,但并末消失。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与经学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从经学的发展轨迹中探讨其对辞赋创作施加的影响。在当时的以美刺为目的的辞赋当中,以及在当时风行的抒情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出经学影响的痕迹。

一、汉末魏晋时期经学的发展状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今文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在两汉时期一直处于学术思想的核心地位。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势力逐渐增强,今文经学则日渐衰微。古文经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求得朝廷的承认,往往从今文经学方面汲取某些成分,以适应统治者的要求。这种学风从刘歆已经开始。东汉时代的郑兴、贾逵、马融都是兼通古文、今文的经学大家。马融的弟子郑玄融汇经今、古文学,遍注群经,成为通学派的大师。三国时期的王肃也是一位通学派的人物,他遍注群经,形成“王学”。混同今、古文的郑、王之学是汉末魏晋经学的主流。
汉末魏晋经学一方面打破经今、古文学的师承门户和宗派壁垒。另一方面又删繁去重,简省浮词。《后汉书·郑玄传》载:“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嚢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1212-1213郑学风行北方之时,南方的荆州,宋忠、綦毋闿等人也在做着删刬浮辞、芟除繁重的简化经学工作。
汉末以来的经学简化工作一方面是基于今文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株守家法师门,繁琐冗杂的解经说辞已经严重阻滞了各家学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庞杂的说辞阻碍了人们对经学义理的把握。所以说,经学的简化实质上是学术思想走出今文经学虚妄的迷雾,走向学术思想自主的一种表现。当人们以较为独立的学术头脑去重新关注经学思想、关注那些支撑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时,自然会对规范自己的情感和家族关系、家国关系等的一系列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以便这些观念适应时代的要求。可以说,当时的关注自我、张扬个性、重视亲情的时代风尚,在学术上是以对经学义理的重新关照作为契机的。
汉末的大动荡使经学受到严重的打击,但当时经学的影响并未完全终止。尤其是维系社会和家庭的那些观念,不会因为经学的式微而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从西汉以来,儒学的各种观念已经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当中,并且成为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因素。因此,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明白弘扬经学对创建秩序、稳定社会的重要性。曹操一向以尚法术重刑名著称,他当时对于经学也相当留意,对经学家卢植、袁涣等尤礼遇有加,在鞍马征战之余,昼则讲经,夜则思经、传。《三国志》载有他在建安八年(203)下的崇兴儒学的命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2]24
曹魏时期,执政者对经学相当重视。曹丕从小就涉猎经学。在黄初三年(222),曾下令制五经课试之法。明帝曹叡于太和二年(228)和太和四年(230)两次下诏崇儒贵学。齐王曹方精通《论语》、《尚书》、《礼记》。高贵乡公曹髦曾于太学与诸儒论经。曹魏时期流行郑、王之学。郑学从汉末以来风行天下,王肃故意立异而与之抗衡。曹髦被杀后,王学凭借司马氏的势力压倒了郑学。在魏晋所立的十九博士中,郑、王之学几乎居于一统天下之势。其时,《易》、《尚书》、《毛诗》、《周官》、《礼仪》、《礼记》博士为郑、王;《左传》、《论语》博士为王氏;《孝经》博士为郑氏。
在与曹魏的斗争中,司马氏常常以名教为幌子标榜自己,铲除异己。司马氏的篡位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些世家大族多为儒学世家。积极预谋篡位的何曾、荀顗、石苞、王祥等皆身世显赫,笃信儒学。司马氏受禅之初,便大事崇儒兴学。不过,如果司马氏提倡儒家的“忠”,无异于自遗其咎,有其难言之隐,于是,他们转而大倡“孝”道。儒家讲究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孝与忠其指归是一致的。司马氏希望借助提倡孝道来达到要求人们忠于晋室的目的。
两晋经学承郑、王之争的余波。晋初,王学显要一时。中朝以降,政权是皇室和世家大族分享的,出于树立皇家威严的用意,南渡以后郑学抬头,晋初制定的各种丧制郊庙之礼皆依王说,弃郑说。元帝践祚,所立九博士中郑氏五人,王氏无一人。在两晋经学中,《易学》入玄,《书》传孔氏,欧阳、大小夏侯都在两晋消亡,《诗》宗毛氏,《礼》习郑、王,《春秋》学尚会通,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兼采公羊、穀梁之说。经学发展到晋代,今文经学几成广陵散。晋所立博士,无一为西汉十四博士所传者,今文之师法遂绝。

二、经学文艺观影响下的颂美讽喻辞赋的创作

经学要求文学创作应为现实政治服务,美刺时政,匡时救俗。王充《论衡·须颂篇》曰:“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文人涉世,应“纪主令功”、“颂上令德”[3]卷20。郑玄在《诗谱序》中也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4]3基于这种观念,两汉的大赋诚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那样,都是“或以输下情以通讽谕,或以宣上德以敬忠孝”的作品。在经学文学观的影响下,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歌功颂德、匡时救俗的赋作。
建安时期,经学的余绪犹存。接绪两汉辞赋的传统,关乎美刺讽谕的赋作相当不少。京殿苑猎方面,有边让的《章华台赋》、繁钦的《建章凤阙赋》、杨修的《许昌宫赋》、曹丕的《校猎赋》、王粲的《羽猎赋》、应玚的《西狩赋》等作品。边让的《章华台赋》为讽谏曹操建铜雀台而作。其它的赋或借宫苑的描写以寄托中兴的理想,或借羽猎描写军容之雄壮,总体来说都没有汉赋铺陈夸张的盛大气势,显得较质实,这是风衰俗怨的苦难时世在赋作中的折射。都邑赋方面,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等通过描写自己家乡来讴歌和平生活的美好。这一时期从军征行的赋作大量涌现。汉赋这类题材较少,今天能看到的,只有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崔骃的《大将军西征赋》。战乱频仍、群雄逐鹿的现实刺激了建安时期这类赋的创作。这类赋现存的有徐干的《西征赋》、繁钦的《征天山赋》、阮瑀的《纪征赋》、杨修的《出征赋》、王粲的《浮淮赋》、《初征赋》、陈琳的《神武赋》、应玚的《撰征赋》、曹丕的《临涡赋》、《济川赋》、曹植的《东征赋》等。这些赋通过从军征战的描写,来反映曹军的煊赫声威,歌颂曹操澄清宇内的功绩,很好地发扬了经学文学观论功颂德的传统。如王粲的《浮淮赋》赞美曹操的水军:“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钲鼓若雷,旌麾翳日,飞云天回”(注:本文涉及赋作,均引自《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琳的《神武赋》赞美曹操:“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识也。”这些赋作,均以颂美当道为务,继承了汉以来辞赋颂美主上的功用。
由此可见,即使在情志奔逸的建安时代,经学文学观对于文学仍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明帝曹叡即位以后,坚持曹操以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针,政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曹叡多次下诏崇儒重学,经学得以恢复、发展。郑玄、王肃之学风靡天下。曹叡也像汉武帝那样,大兴土木,营建宫馆。他修缮了许昌、洛阳的宫殿,在洛阳建造了昭阳太极殿、凌霄阙、芳林园,他要享受承平的逸乐生活了。作为承平生活点缀的宫苑赋勃然而兴。
赋家们从经学文学观出发,要为曹叡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也要对明帝的大兴土木滥用民力进行一些规讽。《三国志》载:太和六年(232),明帝“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2]99。何晏、韦诞、夏侯惠因此各创作《景福殿赋》来美刺此事。何晏的赋对明帝颇多溢美之词,他针对大兴土木辩护道:“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饬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他认为宫殿只有壮丽华美才能体现出帝王的威势。这种看法继承了当年萧何劝说高主刘邦修筑壮丽宫殿的论调,和汉赋极力夸张宫苑之雄壮恢宏的目的是一致的,表现出强烈的屈民申君的尊君思想。此赋的结尾归于讽谏,重弹了一曲勤于政事、爱恤民力的老调。此外,刘邵的《许都赋》、《洛都赋》、吴质的《魏都赋》、夏侯玄的《皇胤赋》等,均以歌颂王室为务,讽谕之论为颂美之声淹没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神瑞题材的赋。如刘邵的《嘉瑞赋》、《龙瑞赋》,缪袭的《青龙赋》,这些赋受谶纬神学的影响,为曹氏的受禅寻找奉天承运、天授皇权的理论依据。
明帝时期的赋作充斥着浓厚的尊君思想和谶纬成分。其时,今文经学已经完全衰微,辞赋中的这些思想成分是从当时风行的郑玄之学中汲取而来的。郑玄身处乱世,从挽救礼乐的立场出发,申“尊王”之大义,以挽救纲纪颓败、礼坏乐崩的时局。郑玄释经重礼,极力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郑玄释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而王肃释“古”为“古道”,言帝尧能“顺考古之道而行之”[5]卷1。相比之下,郑玄要阐明天予君权的神圣。《仪礼·丧服》:“改葬缌”,郑玄注曰:“服缌者,臣为君也,子为父也,妻为夫也。必服缌者,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缌三月而除之。”[6]卷34郑玄主张的改葬服缌是一丧而两服,这与《礼记·王制》的“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的观点是相悖的。郑玄如此解经,目的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申“尊君”之大义。基于尊君的目的,郑玄重视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在《诗谱序》中,他称颂美之作为《诗》之正经,刺过之作为“变风”、“变雅”,由此也可见出其要求文学扬主上之美的思想。郑玄相信谶纬,汲取今文经学家引谶纬释经的见解;同时,也以谶纬释经。如《诗·生民》,郑玄采用了今文家关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说法,这种“感生说”来自纬书《春秋元命苞》。又如《周礼》“兆五帝于四郊”[7]卷19,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经》中指出的:“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8]卷中曹魏疏于骨肉之情,明帝沉毅好断,政由己出,郑玄的经学思想是符合曹魏皇室的利益的。这个时期的大赋作者多是曹魏政权的支持者,他们的赋作阐扬郑玄的思想,伸张尊君之大义,汲取谶纬的成分,为曹魏皇室服务。郑玄之学颇受曹室青睐,高贵乡公曹髦与经生博士探讨经义,就曾是郑非王,希求借提倡尊君思想以挽回皇室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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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氏受禅以后,经学复兴。在司马氏与曹魏夺权之初,即借名教大杀名士。文人为了保全性命,有些人党附于司马氏门下,党附权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晋。终西晋一朝,文人们不单纯只忠于皇室,更得在权臣中寻找自己依附的目标。立国之初,文人大都依附在贾充门下。贾谧预政,更几乎收罗了当时的文士。大倡经学的司马氏仍是名教之罪人,只能提倡孝道,无颜要求臣子对自己的“忠”。这样的状况使得西晋论无定检,士无特操。文人们真正膺服儒教者极少,经学只是官方的表面文章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学要求辞赋的颂美讥刺原则,就只剩下了颂美,匡时救俗的讥讽内容被抛弃了。这种风气在文论中有集中的表现。挚虞《文章流别论》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9]卷56。在关乎美刺的文学中看重歌功颂德之作。夏侯湛《张平子碑》也说:“若夫巡狩诰颂,所以敷陈主德,《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10]卷59张衡的赋作讥时的内容相当不少,但在西晋人眼里,却只看到颂美的一面。西晋大赋受时风的影响,专以颂美为主,傅玄的《正都赋》、何桢的《许都赋》等,都借颂美都邑来歌颂晋室躬行儒术。有些赋直接描写儒家之典礼,来歌颂司马氏之仁风泽被天下,如傅玄的《辟雍乡饮酒赋》、潘岳的《籍田赋》等。司马氏提倡孝道,因而,潘岳在《籍田赋》中对此大加赞美:“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孝。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在玄风大炽、士人唯以放诞为务、不以家国为念的当时,经学变成了为统治阶级遮羞的幌子,颂美当道的辞赋就蜕变为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了。
晋末大乱,永嘉南渡,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左一隅。此时润色鸿业的辞赋仍然存在,庾阐的《扬都赋》、王廙的《中兴赋》、郭璞的《江赋》、《南郊赋》,都对晋室中兴表达了赞美之情。其中郭璞的《江赋》颂美较为委屈婉转一些,它是借表现长江的壮阔气势来传达中兴气象的,赋的开篇这样写道:“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沬,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描写大江奔腾和百川归流的气势,是在歌颂东晋的龙腾虎骧、天下归心。光武中兴,班固在《两都赋》中称之为:“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是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江左的赋家们,也如班固那样,要颂美晋室中兴。不过,元帝践祚是无法和光武中兴比拟的,他们的颂扬,是出于经学文学观颂美主上的要求,正如孙绰所云:“《三都》、《两京》,五经鼓吹。”[11]可视为东晋人对大赋的典型看法。

三、缘情制礼的经学思想与抒情辞赋的创作

汉末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张扬个性,突出个人情感。抒情赋的大量涌现,体现出当时文坛“文的自觉”的时代特征。不过,一种文学风尚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应忽视抒情赋与经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古文经学对个性觉醒具有启迪作用,王肃之学重视亲情,这些经学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抒情赋的创作。
抒情赋的勃兴是以汉末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古文经学对主体意识觉醒的启迪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阴阳五行化的汉代今文经学极力宣扬灾异,后又以谶纬之学纳入今文经,妖言妄语,随意性甚强。在发展过程中,日异繁琐寡要,使人难以轻易领会其经旨。今文经学株守师法门户之见,限制了人们在学术中的自由天地。与此相反,古文经学反对谶纬,摘去了今文经学加在帝王身上的神圣光环,引导人们冷静地面对现实,面对历史的发展。古文经学重名物训诂,通过经籍文字本义的诠释来探求经义的本旨。古文经学反对门户之见,治古文经者,往往兼通诸经,集众家之说加以甄别、分析,而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突出主体能动性的特点。古文经学的学风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反对神学迷信。在这种学风影响下,人们很容易从探求经旨本义转向客观冷静地剖析自我,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情感世界。可以说,古文经学从经学内部瓦解今文经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从而启迪、催化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抒情赋勃兴,正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自我情感的重视。汉末魏晋经学表现出重视亲情的倾向,这与当时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风尚是一致的。当时人们在事亲、事君发生矛盾时,往往偏重于事亲,经学之士也是这样。《三国志》裴注载:“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数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当可救一人,可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邴)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2]353邴原在当时与郑玄齐名,是著名的经学大家,邴原之论,透露出经学重视亲情的信息。王肃之学突出体现了经学重亲情的倾向。魏晋之世,王肃之学与郑学争衡,尤其是司马氏弑曹髦后,王学大行于世。王肃称情释经,申“亲亲”之义。“亲亲”之情源于人心,既是一条伦理准则,又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王肃解经,多缘情立说。《诗经·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敕。”王肃注云:“齐,如字,整齐也。执事已整齐,已极疾,已诚正,已固慎矣。”[4]456-457郑玄注此则全依礼制,与王肃之由人情切入不同。清人胡承珙指出:“郑以制度言诗,不若王以人情言诗也。”[12]卷21又如《仪礼·丧服》“改葬缌”,王肃注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葬而除。’不忍无服送至亲也,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远近,或有艰,故退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加麻。”[13]王肃是从“亲亲”之义出发,缘人情释礼,主张既葬而除,改葬三月之服,并且专指父母,不涉及群臣。晋人重丧礼,释礼多从王说,主缘情。《晋书·礼志》引干宝语“礼有经有变有权,……且夫吉凶哀乐,动乎情者也。五礼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14]638-639丧葬礼制是儒学人士极其看重的,可以说是儒家礼制的核心。通过繁缛的丧礼程序,以达到规范人心、敬天事神、慎终追远的目的。前引郑玄对丧礼的解释,其实是墨守古礼,体现的是“尊尊”的精神,以期由尊亲推而广之,达到对君王的尊从。对于一般人而言,一丧而两服实在是太繁琐了,对故去亲人的追思敬爱没有必要通过繁缛的程序来体现,只要心存思念,外在的丧礼仪式是可以更简单些的,简化的丧礼不会减弱人们的思念亡人之情。王肃对丧礼的解释不是故意和郑玄作对,它体现了王肃更看重通过丧礼体现出的寄托哀思之情,看重对故去亲人的“爱”,而不是“尊”,因为“尊”不是自觉自愿的情感,它需要通过外在的施与强化。王肃解经的着眼点是人的情感,而不是纲常伦理。王学对丧礼的解释反映了当时思想解放的要求。可以说,汉末魏晋时期的个性解放,首先是对亲情的肯定和尊重,是解放被伦常规范、桎梏着的人之亲情。经学中既然表现出通达人情、重视亲情的倾向,那么,在文学中这种人伦之至情势必会充分表现出来。
在汉末魏晋的抒情赋中,描写亲情之作数量不少。有的表现痛失亲人的哀伤,如王粲、应玚的同题《伤夭赋》、曹植的《慰子赋》、向秀的《思旧赋》、潘岳的《悼亡赋》、《怀旧赋》、《哀永逝文》、陆机的《叹逝赋》、张华的《永怀赋》等。这类赋往往写得情真意切,较少矫饰。张华的《永怀赋》在追忆亡妻的淑姿丽质之后,感叹道:“嗟夫,天道幽昧,差错缪于参差。怨禄运之不遭,虽义结而绝离。执缠绵之笃趣,守德音以终始。邀幸会于有期,冀容华之我俟。傥皇灵之垂仁,长收欢于永已。”夫妇情谊款诚,可是人鬼殊途,只能期望幸会于地下。潘岳擅长描写悲情,其《悼亡赋》表现妻子去世,悲痛不堪,犹如失去“全身之半体”,赋中写道:“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屡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丧礼规定对亡妻“制重哀轻”,潘岳从切身体会出发,对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情理表示怀疑,抒发了他心底深深的悲哀。有些赋表现了背井离乡的不堪和对故乡亲人的深挚思念,如曹植的《叙愁赋》、曹丕的《离居赋》、《离感赋》,左棻的《离思赋》,陆机的《思亲赋》、《怀土赋》、《述思赋》,傅咸的《感别赋》等。其中左棻的《离思赋》尤其感人,如结尾“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咷,心不自聊,泣涟洏兮。援笔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

一般来说,宫怨诗赋多描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左棻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充分体现了当时重亲情的时代特征。还有一些赋追忆祖先的功业令德,如陆机的《祖德赋》、《述先赋》,寄托了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之情。
当然,经学在汉末魏晋时期相当衰微,其在思想领域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经学所处的官方学术的地位,又使人们对它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因而,它对文学的影响虽不是很明显,但仍有其可辨之迹。有些学者认为魏晋以后,玄风遍染士林,经学几无一席之地,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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